又一个春天。菜市场拆完了。
“手温糖作”搬了三次，最后在城西一条老街上落了脚。铺面比原来小一半，租金便宜。对面是一家修鞋铺，旁边是一家裁缝店，都是开了二十年以上的老店。沈明远去看了一次，回来对女徒弟说：就这儿吧。
女徒弟问：行吗？
沈明远说：行。都是干了一辈子的人。
搬过去那天，修鞋铺的老头过来帮忙抬柜子。裁缝店的大姐送来一壶热水。女徒弟站在门口，看着这条街，街上人不多，但都是慢慢走的。不像菜市场那么热闹，但也不吵。
她忽然觉得，可以。
小姑娘也跟过来了。就是那个十五六岁的，学了快两年了，手还是生，但肯学。女徒弟有时候急，说话重了，她不吭声，第二天照来。女徒弟后来不急了，慢慢教。沈明远在旁边看着，什么都不说。
那年春天，沈明远病了。
不是什么大病，就是咳嗽，咳了一个多月不见好。女徒弟让他去医院，他说没事，熬点梨膏就行。女徒弟熬了梨膏，他喝了两天，还是咳。女徒弟硬拉着他去了医院。
拍了个片子。医生说是肺炎，要住院。
沈明远说：不住。
医生说：你这年纪，不住院危险。
沈明远说：不住。
女徒弟站在旁边，急得眼圈红了，但没说话。
医生看看她，又看看他，叹口气，开了药。
回家路上，沈明远说：铺子不能没人。
女徒弟说：我可以。
沈明远说：我知道你可以。但我得回去。
女徒弟没再说话。
回到铺子里，沈明远躺下，女徒弟熬药。药味和糖味混在一起，说不清是什么味道。
小姑娘站在门口，看着里屋的门帘，小声问：师傅没事吧？
女徒弟说：没事。
小姑娘问：真的？
女徒弟说：真的。
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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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敏那年春天去了一趟刘姐的坟。
不是一个人去的。带着那本蓝印花布日志，还带着一个人。
那个人是她在一次讲座上认识的。也是做口述史的，比她小十岁，刚入行，眼睛里还有光。讲座结束后来找她，问了很多问题。她回答着回答着，忽然想：刘姐那本日志，应该给这样的人看看。
于是她带着她来了。
站在坟前，周敏打开日志，翻到那一页。她还是没带纸钱，没带香，就让那个年轻人看。
年轻人看完了，抬头看周敏。
周敏说：这是我做过的最短的田野调查。就这一行字。
年轻人说：够了。
周敏笑了。
回去的路上，麦田里的青苗比去年又深了。风吹过来，一层一层荡开，像有什么东西在水面下走。
年轻人问：这本日志，您以后打算传给谁？
周敏想了想，说：还没想好。
年轻人说：如果到时候我还在做这行，您考虑考虑我。
周敏没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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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老师那年春天摔了第二跤。
这回严重了。髋骨骨折，在医院躺了两个月。出院后走不了路了，得拄拐。
隔壁年轻夫妇每天来送饭。男的翻墙进去，给他院子里的眉豆浇水。女的在厨房里做饭，做完端过去，看着他吃。
林老师说：你们别来了。我自己能行。
女的说：您别说了。
男的闷声闷气：您说了不算。
林老师不说了。
有一天，他拄着拐杖走到院子里，站在那面墙前。墙上的字已经写满了，从左边到右边，从上到下，密密麻麻。
有日期，有天气，有“眉豆发芽了”，有“燕子回来了”，有“今天隔壁小孩——不是小孩了——打电话来，说他在研究所了”。
还有那两行：“他知道。他知道。”
他看着满墙的字，站了很久。
然后他转身，一瘸一拐走回屋里，拿出那盒粉笔。
只剩一支红的了。
他走到墙的最边上，找了一个空，写了四个字：
“够了。谢谢。”
写完，他把那支红粉笔放回盒子，盖上盖。
盒子空了。
他拿着空盒子，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走回屋里。
那天晚上，他在记录文档里写：
4月12日。眉豆还没发芽。今年冷得久，可能要晚些。隔壁小孩——在研究所那个——说下周回来看我。我问他研究什么，他说研究声波在地层里的传播。我说，那不就是听动静吗。他愣了一下，笑了，说，对，就是听动静。
我没告诉他，我年轻时候在矿上待过，听过地底下的动静。
他会自己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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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锋那年春天退休了。
厂里开了个欢送会，给他戴了大红花，发了奖状。领导讲话，说他兢兢业业四十年，是厂里的宝贵财富。他站在台上，听着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台下坐着那些年轻人。有跟他学听动静的那个，有没跟他学的那些。都看着他。
讲话完了，让他说几句。
他想了想，说：没什么说的。就是那台老车床，你们别卖了。还能用。
下面有人笑了。
他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，还是说对了什么。
散会后，他一个人去了车间。那台老车床还在原来的地方，停着，没人开。他走过去，把手按在床头箱上。
凉的。
他站了一会儿，什么也没听见。
然后他转身走了。
走到门口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那台车床在那儿，和四十年前一样，和他第一天进厂时一样。
他想起师傅说的第一句话：别急着开。先听。
他听了四十年。
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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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晋那年收到第三本书。
还是寄自陌生地址，还是那期《科学与社会》。扉页上还是那行字，笔迹一样，用力，墨洇开了：
“有人接住了。”
三本书。三行字。
他把它们并排放在书架上，和那封八千字文稿放在一起。八千字文稿还是那么多字，还是那个退休工程师写的，还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
现在又多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。
他拍了照片发给赵海洋。
赵海洋回：还是不认识。
高晋说：我觉得是同一人。
赵海洋说：我也觉得。
高晋说：那为什么不写名字？
赵海洋很久没回。过了半小时，回了一句：也许写了名字，就不是那个人了。
高晋看着这句话，没回。
他把三本书抽出来，又看了一遍扉页上的字。
“有人问了。就够了。”
“有人传了。”
“有人接住了。”
他把书放回去。
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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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春天快过完的时候，沈明远好了。
咳嗽停了，人也有力气了。他又开始坐在案板前，捏糖。
女徒弟在旁边刻花，小姑娘在旁边看。三个人各干各的，谁也不说话。只有铜锅里的糖浆在咕嘟咕嘟响。
有一天下午，沈明远忽然说：我想去趟乡下。
女徒弟问：干嘛？
沈明远说：看看她。
女徒弟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我陪你去。
沈明远说：不用。你看铺子。
他一个人去的。坐长途汽车，再走三里路。找到那片麦田边上的坟。
青石无字的那座。
他在坟前站了很久，没带纸钱，没带香。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板。新刻的，刻了一只蝴蝶。
他把这块糖板放在坟前，和那些长出来的野草放在一起。
然后他转身走了。
走出去十几步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
那块糖板在坟前，小小的，白的，看得见。
他继续走。
走到麦田边上，风吹过来，麦苗一层一层荡开。
他想起三十多年前，她在集市上画蝴蝶，他站了一下午。
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，她一直没抬头。
收摊时，她把那只蝴蝶递给他。
她说：你站了这么久，该给你点什么。
他那时候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现在知道了。
他继续走。走回长途汽车站，坐车回去。
回到铺子里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女徒弟还亮着灯，在等他。
他进门，坐下。
女徒弟问：去了？
他说：去了。
女徒弟没再问。
案板上有一块新熬的糖，还温着。
他伸手摸了摸。
手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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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晚上，小姑娘忽然问女徒弟：师姐，你怕不怕？
女徒弟问：怕什么？
小姑娘说：怕以后没人来学。
女徒弟想了想，说：怕过。
小姑娘问：现在呢？
女徒弟说：现在不怕了。
小姑娘问：为什么？
女徒弟没回答。
她想起师傅说的话：出师不是拿到什么证书。是她知道自己想不想要这门手艺。
她知道自己想要。
这就够了。
至于以后有没有人来学，那是以后的事。
她看着案板上的糖，看着那口铜锅，看着墙上挂的那些糖画——有师傅刻的，有她刻的，有那个走了的师妹刻的。
她们都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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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明远躺在里屋，灯关了。
窗外没有月光，屋里黑漆漆的。
他闭上眼睛。
沉积层在水下六尺。
看不见。
但他知道它在那儿。
还有那只蝴蝶，在麦田边上的那座坟前。
明天它会化掉，渗进土里，被草根吸走，开成野花，或者不。
都行。
他睡着了。
